孔子整理而传授的六部先秦古籍中,《易经》被作为“六经之首”
相传是由伏羲画卦、周文王说辞,《易》这部经典才成型。唐代孔颖达在《周易正义》疏文...
2023-08-09 14:05:03 人看过
作者简介:辛亚民,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讲师
内容摘要:《说卦传》“帝出乎震”章以“万物出乎震”为界分两部分,第二部分是对第一部分的解释。第一部分表述了一种带有宗教观念的宇宙生成论框架,并以此建立了八卦之间的联系。第二部分引入了四时和方位的观念对第一部分加以创造性的诠释,扬弃了原有的宗教观念,表达了一种理性主义的宇宙观,体现了整体思维方式;但其构建的八卦时空理论存在逻辑缺陷。
关键词:《说卦传》 八卦 四时 方位
“帝出乎震”章在《说卦传》整篇中是最具特色的一章,在易学史上有较大影响,学界也多有讨论。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章文字做一疏解,并对其思想内容、理论特色以及意义和价值做一阐述,以就正于学界。
为讨论方便,现将该章内容引用如下:
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絜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这一章文字根据其行文逻辑,可以分为两部分——“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为第一部分,后文简称(1);从“万物出乎震”至“故曰成言乎艮”为第二部分,后文简称(2)。古今学者对这段文字的见解有同有异,但基本认为(2)是对(1)的解说。如王夫之在《周易内传》中讲得最为明确:“前举其目,而后释之。或古有此言,而夫子释其义。乃‘万物出乎震’以下,文类《公》《谷》及《汉律历志》辛亚民:《说卦传》八卦四时方位“帝出乎震”章,则或前为夫子所录之本文,而后儒加训诂也。”金景芳先生也指出:“‘帝出乎震’至‘劳乎坎’,‘成言乎艮’,似乎是《连山》易的正文,‘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至‘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似乎是解释正文的。”
反观历代学者关于这一章的探究,重点都集中在了(2),而对(1)本身的思想内容、理论旨趣及理论价值多有所忽略。一方面,是由于(1)本身文辞简略,相关文献阙如,深入探究有一定的困难;另一方面,也是由于(2)本身又意蕴丰富,影响深远,吸引历代易学家对(2)本身加以诠释、阐发,而忽略了对这一解释本身的反思。在此,我们不妨效法朱熹对《大学》的分析,以(1)为“经”,以(2)为“传”,采取“经传分观”的方法,逐一探究二者各自的思想内容,在这一工作的基础上,寻找二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以便对这章内容有一个较为客观、全面的认识。
一、对(1)的疏解
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
(一)对"帝出乎震”的理解
孔颖达《周易正义》云:“此帝为天帝也,帝若出万物则在乎震。”朱熹《周易本义》云:“帝者,天之主宰。”此外,古今学者还有将“帝”训作“旺气、元气花蒂”,“日”及“北斗星的斗柄”等义。按,此处的“帝”,其含义应为主宰之天帝,有宗教义,其实质是自然力的人格化,其他训释多是从此义引申、发挥而来。对“帝出乎震”一句的整体理解,孔颖达认为是“帝出万物在于震”,高亨先生沿袭此说,认为“‘帝出’下省万物二字”,“帝出乎震,谓天帝出万物于震,非天帝自出于震”。②这一解释显然是受(2)“万物出乎震”的影响,而“增字”为训。我们在此排除(2)的影响,仅依据字面意思理解为“天帝出在于震”,理由如下:首先,此处的“震”,包括后面诸卦,并没有时空含义,而是仅仅用八卦的形式表达“帝”的某种行为、某种功能,“~乎X”应理解为“~在于X”,孔颖达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其次,“~乎X”句式中“~”所指称的八种行为、功能都直接与所对应的这一卦的“卦德”直接相关。“出”,有发生、发动义,而震卦卦德为动,与“出”义相关联。在此理解的基础上,我们将其他七句分疏如下。
(二)对其他各句的疏解
“齐乎巽”,齐,齐整义,巽有顺义,与齐整相应。
“相见乎离”,离为明,与“相见”相应。
“致役乎坤”,旧注训役为养,取大地生养万物之义。按,役即劳役,坤为地,承载、背负万物,有劳役之象,故曰“致役乎坤”。
“说言乎兑”,“言乎”出现两次,此处孔颖达释为“说万物而可言者则在乎兑”,释“成言乎艮”云:“能成万物而可定则在乎艮也”,——将前一“言”释为“可言”,后一“言”未释。高亨先生云:“两言字皆当读为焉。二字古通用。”按,言,疑读如字,言乎连用古文习见,如《系辞》:“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变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说言乎兑”,意即“欣悦是说兑卦的功能”;同样,“成言乎艮”,意思是“完成、成就是说艮卦的功能”。
“战乎乾”,郑玄受(2)影响,云“言阴阳相薄”,孔颖达亦云“阴阳相战则在乎乾”。还有一种观点,根据坤卦上六爻辞M龙战于野”,认为“战”有“交接”之义,将“战乎乾”释为“阴阳相接于乾”。按,就“战乎乾”这句话本身而言,很难看出有“阴阳相战”或“阴阳相接”的意思,以上解释都是受到了(2)“乾……言阴阳相薄也”的观点的影响。我们认为,此处的“战”,读如字,即战斗义,战斗、争战意味着须刚健有力,故与乾卦相关联。
“劳乎坎”,孔颖达云:“受纳万物勤劳则在乎坎”,这一解释也是沿袭了(2)“万物之所归”的观念。我们认为,“劳”和坎卦相关联是因为坎卦象征水,水性流动不止,劳而不倦说卦传的作者,故与劳勤、劳苦相联系;王家台秦简《归藏》及清华简《筮法》坎卦卦名皆作劳,亦基于此。
“成言乎艮”,“言乎”前文已释;艮,止也,“成”有完成义,以“成”言“止”,此“止”非中途而“止”,而是指事物变化、发展之某一阶段完成之“止”。
二、(1)的理论意义
在以上疏解的基础上,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这一段文字的理论意义。
首先,这段文字表达了一种宗教观念支配下的易学生成论框架。
这段文字首言“帝”,以八卦所对应的八种行为、功能皆为“帝”所安排、支配,带有浓厚的宗教观念。这也是学者推测这段文字可能有较早来源的原因之一。
“帝”之八种行为或功能与八卦相配,构建了一个初具规模的易学生成论框架。宇宙万物藉“帝”力而产生,这最初的发生便是最初之“动”,正是八卦中震卦卦德之体现,故首言震;宇宙万物既生,各顺其性而生长,是巽卦卦德之体现;万物发展壮大,形象毕现,正是离卦卦德之体现。自此,以上三卦生成论思维较为明显,逻辑较为顺畅。后“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四卦之间逻辑联系并不紧密,仅是为了将宇宙间某种行为状态与这四卦所能代表的蕴意构成关联。最后,文末云“成言乎艮”非常重要,与首句“出乎震”形成呼应,构建了一个从发生、发展、完成的一个易学生成论框架。
就思维特征而言,这一生成论框架一方面还没有脱离宗教思维的观念,将八卦所对应的八种行为、功能、现象归结为最高主宰——“帝”的作用;另一方面,又体现体现出了逻辑思维的特征。后来(2)对其的解释明确用“万物”替代了“帝”,并继承、发扬了其中的逻辑思维,将八卦进一步与时空相配合,形成了易学史上影响巨大的“后天卦位”学说。
其次,这段文字试图将八卦构建成一个有内在逻辑的序列。
由于这一生成论的框架的建立,八卦也因此大致被内在地串联起来,形成一个有逻辑、前后彼此关联的序列。如震主发生,巽主生长,离主显现,三卦显然是根据事物产生、发展、壮大的不同阶段而安排;最后一卦安排艮,主完成,也符合这一逻辑。但这个序列总体而言还是有不够严密的地方,如坤、兑、乾、坎的安排就很让人费解,(2)虽然对此加以解说,后世易学家们就(2)又有种种解释,但还是很难圆融。
我们认为,就八卦本身而言,很难看出他们之间有一种单线式或循环式的生成意义的联系,从生成论的角度,依据八卦所象征的自然物的性质将它们一一加以“安排”,自然会有生硬、牵强的地方;因此,严格来说,这一逻辑序列是不成立的。但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八卦作为具有与一定抽象性的符号所具备的开放性说卦传的作者,为(2)的进一步诠释、发挥提供了一个基础,后来(2)沿着这一思路赋予了八卦时空性,直接成为汉代易学卦气说的理论基础,在易学史上产生了较大影响。
三、对(2)的诠释理路的分析
(2)是对(1)的解说,在解说中诠释出了一些富有创造性的内容,其中最有价值的就是将四时、八方纳入到八卦系统之中,与八卦进行配套。
方位的配套较为明显,文中明确说:“震,东方也”,“巽,东南也”,“离也者,……南方之卦”,“乾,西北之卦也”,“坎者,……正北方之卦也”,“艮,东北之卦也”。里未明言坤、兑二卦所对应的的方位,但根据其行文逻辑,显然是将(1)中所言卦序以东方为起点,顺时针排列,每一方配一卦;按此逻辑推导下来,坤为西南,兑为正西。
将八卦与四时配套的内容仅出现一句——“兑,正秋也”。就方位而言,坎、离、震、兑四卦分别对应北、南、东、西,这里兑又对应四时的“正秋”,按照四季轮回的次序,沿着八卦对应的方位顺时针旋转,坎对应正冬,震对应正春,离对应正夏;乾、坤、艮、巽按照方位分别处在不同的两个季节交替、过度的阶段。
图示如下:
以四时配四方,见于《管子.四时》、《礼记?月令》,又见于《吕氏春秋?十二纪》,但这一理论与易学相结合,与八卦明确配套,在先秦传世文献中即是《说卦传》。朱伯崑先生认为,八卦方位说,是受了战国后期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
(1)以生成论的形式将八卦串联成一个具有一定逻辑性的序列——始于震,成于艮,但这一串联还很不成熟,很不完善,其生硬、牵强显而易见。(2)的任务就是对(1)构建的八卦序列进行诠释、论证,使其在逻辑上趋于严密,于是便引人了时空观念。
以四方配四季由来已久,商代甲骨文中已透露出一些信息。我们在此需要反思的是(2)如何将八卦与四时、八方相配套,其诠释的根据是什么?
我们认为,这一理论当是将(1)中八卦所对应的功能与太阳运行、日夜交替以及四季轮回、万物生长这些自然现象相联系,实质上是古人的自然观在易学领域的投射。
(1)以震为发生、开始,在古人观念中,如果以日为时间单位,太阳的升起便是一天的开始,那么以震卦配东方显得自然而然。随着太阳的运行轨迹,将八卦一一配套,最为典型的是离卦配南方,太阳处在南方位置时恰处中午,最为明亮,对应了离卦属性。当然这一配套存在不可避免的缺陷,不是太阳所处的每一个位置都能和八卦的性质一一对应,尤其是太阳是东升西落,只能对应四个卦的位置。
四季与八卦的配套遵循了同样的思路,春季为一年的开始,万物萌动,与震卦性质相配;顺延下去,夏季最为炎热,与明亮的太阳相联系,配离卦;秋季配兑,兑为欣悦,秋季万物成熟,莫不欣悦一?勉强有关联;冬季配坎,很难找到联系,显得牵强。其他四卦相应配两个季节的交替、过渡阶段,也是不够圆融。
总之,通过(2)的这一略显生硬的诠释,实现了八卦和时空的相互关联。
四、(2)的理论价值
(2)通过引人四时、方位的观念,创造性地诠释了(1)的原初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首先,(2)扬弃了(1)的宗教观念,以“万物”替代了宗教义的“帝”,摆脱了宗教神学的内容。
朱熹《周易本义》云:“上言帝,此言万物之随帝出入也。”(1)将八卦相对应的八种自然力归结为具有主宰意义的“帝”的功能,以自然力为“帝”力,还带有浓厚的宗教观念;(2)的诠释过程则是站在理性主义的立场上,以八卦所对应的八种自然力为“万物”产生、发展、变化的八种不同阶段、不同状态,表达了一种理性主义的宇宙观、自然观,相比较(1)而言,是一种超越和进步。
其次,以易学的方式表达了一种宇宙自然观,隐含了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思想内容。
“三才统一”是《易传》中的核心观念之一,八卦与四时、八方相配的思想从哲学上讲是一种认为宇宙间存在普遍联系的自然哲学,承认了联系的普遍性,隐含着“万物一体”的观念;尤其是“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一句,表达了人应效法宇宙精神的天人观念、政治观念。
再次,八卦与四时、八方构成的系统,体现了易学思维方式中的整体思维,对于提高中国古代的思维水平做出了贡献。
八卦实际上象征了八种自然现象及其性质,将它们与四时、八方相关联,体现了《说卦传》作者用普遍联系、相互制约的观点看待世界及一切事物的思维方式;视整个宇宙为一个有机整体,这是易学辩证思维方式中的整体思维方式。后来汉代易学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卦气理论,以阴阳五行观念解释天时、气候的变化,进而解释世界,即是这一整体思维方式的延续和发展。
最后说卦传的作者,首次将时空观念纳入到了易学领域,构建了四时、八方与八卦相配套的系统理论,突显了易学在中国古代宇宙观、天人观中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汉代易学卦气理论即以此为知识基础,构建起天人感应的易学体系;北宋易学家邵雍将其定之为“文王后天卦位”,影响深远。《说卦传》所构建的这一八卦时空体系对易学史、中国古代哲学史的发展都起到了重要影响。
(2)的不足之处也是比较明显的。
首先,将八卦与四时、八方相配套存在不可避免的逻辑缺陷。八卦本来和四季、八方没有必然的联系,(2)只是出于人为的主观“安排”,建立起了他们之间的联系,这种刻意的设计,自然会导致逻辑上的不严密。这一点古代学者就已经提出过质疑。《周易折中》引程子曰:“《易》八卦之位,元不曾有人说”;朱熹《周易本义》云:“此第五章,所推卦位之说,多未详者王夫之《周易内传》也说:“邵子以为文王之卦位,亦不知其何据”。这些质疑也都反应了这种将八卦与时空的配套不具有必然性。近来出版的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简《筮法》中也有将八卦与方位相配的内容,与(2)的卦位相比,只有一点不同——坎(清华简作劳)、离(清华简作罗)两卦位置刚好相反。这种不同也说明了八卦与方位之间并不具有必然联系。戴琏璋先生认为,“八卦的这种序列,尤其是《巽》《坤》《乾》《艮》四卦的位置,我们还不能看出有什么坚强的理由必须如此安排。……也许还有占筮或其他传统是作者安排卦位的依据,可惜文献不足征,就难以推测了。”
其次,这一配套系统也服务于古代的占筮需要。《说卦传》所记卦象是对春秋战国时期说法的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引申。卦象的丰富和拓展本身是出于占筮的需要,(2)所表述的卦位说虽然体现了极其浓厚的宇宙论色彩辛亚民:《说卦传》八卦四时方位“帝出乎震”章,但还是没有脱离“比附事物,称说吉凶”的占筮需要。后世汉代易学家以此为理论基础,构建了卦气占筮体系,专言阴阳灾异、天人感应,也是延续了这一占筮功能。
最后,这一理论模式没有跳出循环论的窠臼,八卦与四季轮回的对应反而在某种意义上强化了循环论的色彩,相比《系辞》提出的“日新之谓盛德”及《大学》所引的汤之盘铭“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的发展观念,是一种理论上的退步。
本文原载于《中国哲学史》2015年04期,感谢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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