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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的真正内涵《易经》里面还做了进一步说明，《易经》的乾卦里面...
《易经》是神秘难懂的，它神秘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来自难懂
2023-02-28 16:14:11 人看过
《易经》是神秘难懂的，它神秘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来自难懂
在世人眼中，《易经》是神秘难懂的，它神秘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来自难懂。《易经》是以文字为载体的古代著作，后来人无论怎么样去解读它，首先要搞清楚这些文字所要表述的意思。
有人认为，《易经》经文东鳞西爪、神秘晦涩《易经》是神秘难懂的，它神秘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来自难懂，要搞清楚太困难了。乍一看，的确如此，从汉代以来，许多鼎鼎大名的学者相继对《易经》注解，之所以不断地进行注解，原因就是对前人的注解不很满意。历代学者对《易经》的注解都有一个通病，形象地说就是：读者打开书本好像什么都明白了，合起书本一脸茫然。
根据对易经多年的研究，本人以为，打开《易经》神秘大门需要三把钥匙，这就是：象形文字、比喻修辞和省略句式，即探究象形文字本义、分清比喻与直接论述、补充完善省略句式。
象形文字
《系辞传》说：“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孔子说：“文字不能完全表达语言，语言不能完全表达思想。”那么说来，圣人的思想是不是就不能够完全显示出来了？孔子说：“圣人创立象，用来完全表达自己的想法；创造卦，用来完全表达实情与虚假；配上卦辞，用来完全表达要说的话；更改而交换爻，用来完全表达是否适宜；有如敲击以惊动、摇晃以促使，完全表述清楚了深奥的哲理。”）
由此可见，孔子认为《易经》的卦爻辞是完全表达出了《易经》所要表达的思想。以《易经》的卦爻辞为对象，借助古文字这个工具去研究，思路应该是合理的。
汉字字体的演变过程分为两大阶段：古文字阶段和隶楷书阶段，前一阶段终于秦代，后一阶段延续至今，字体演变过程中，也伴随着字义的变化。秦朝统一文字，实际上是文字在秦朝经历了非自然演变，这种非自然演变往往会带来不良的后果。秦朝是个短命王朝，所以在本朝统治时期内，文字非自然演变的不良后果尚未得到有效的修复。紧接着是秦末的天下大乱，目不识丁的刘邦、项羽率领大军攻进咸阳，只懂得掠夺所谓的珍宝，把古代文献付之一炬。
在西汉初年，当时的学者已经不认识先秦阶段的文字了易经原文是什么字体，并称它们为“古文”或“古字”。《汉书·艺文志》记载，武帝末年，“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
《史记·儒林传》记载：“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由此可见，孔子时代的书籍还采用古文字，在孔子身后不足400年，世人已经基本上不懂古文字了。孔安国是孔子第10世孙，与武帝是同时代的人，他负责翻译了这些古文字写成的书籍。
《汉书·郊祀志》记载：汉宣帝在美阳发现古鼎，大臣中多数人认为“宜荐见宗庙”，而“张敞好古文字，按鼎勒铭而上议曰：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赐大臣，大臣子孙刻铭其先功，臧（藏）之于宫庙也。……不宜荐于宗庙”。由此可见，在西汉时期即有“古文字”之说，而且当时懂得古文字的人已经寥寥无几。
《说文解字》是东汉的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所著，成书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到安帝建光元年（121年）。该书《后叙》中说：“古文，孔子壁中书也。”并将大篆以外的先秦文字称为“古文”。《说文解字》对汉字字形的分析研究，主要是采用小篆、隶书字形，也有少量金文。可以推测，在秦朝对文字统一、改造的过程中，必然会留存象形文字转化为篆书的相关资料，这是文字演变过程中承接两个阶段的重要文献，只可惜这些文献资料随着那场伟大的秦末农民战争，灰飞烟灭了。刘、项在咸阳城中的一把火，造成了汉字字形、字义割裂，几乎不可能再复原。
《说文解字》成书100多年以后，曹魏时期王弼（226年－249年）对《易经》进行了注解。王弼的注解，一直被视为《易经》研究的义理派的经典之作。
唐朝初年，《易经》的解读分施、孟、梁邱、京等派，主要有高费与施孟争胜，文字今古，师说歧异，种种分歧，各持一端。唐太宗下令孔颖达主持编纂五经注疏定本。孔颖达在众多的经书章句中，选择一家优秀的注释作为标准注本，然后对经文注文详加疏通阐释。孔颖达以“王（弼）注义例明备，‘独冠古今’”，故孔颖达《易经正义》采用王弼注本。
从此，对《易经》卦爻辞的注释有了标准版本。后世的研究，基本上没有脱离唐太宗钦定的孔颖达的《易经正义》。
平心而论，我们依照《正义》的解读去研究《易经》，很多卦爻辞难以说明其准确含义，显得神秘晦涩，这样造成了普通读者对《易经》敬而远之。至今，人们说起传统文化的起源，对《易经》避而不谈，转而认为是受《易经》影响而产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仔细想一想，既然存在“百家争鸣”，就说明各家的学说都有其片面性，能分而不能合，诸子百家共同的源头文化，非《易经》莫属。
《易经》成书的年代，是甲骨文和金文等象形文字年代；孔子所处的年代，是甲骨文、金文等文字逐步转变为籀文（大篆）、小篆的年代，象形文字的字义也正在发生变化。孔子所作的《易传》，既是《易经》的点评、补充、发展，也有向那个年代的人做翻译的意思。仅从文字角度说，孔子对《易经》注解的准确性，应该是大大高于汉朝以及以后朝代的学者的。换句话说，如果要找《易经》本经真正的权威注解，非《易传》莫属。
举例说明。在《师卦》中，六三爻爻辞“师或舆尸”。一般的翻译为：“军队有可能用大车装载着尸体回来了。”但是用象形文字的造字本义逐字分析，就立刻发现问题了。
“师”字甲骨文字形是
，是兵符，代表军队，这个字没有大的问题。
“或”字是“国”、“域”两个字的本字，其甲骨文字形是
〓
（戈，武器）＋
（囗，城郭），字义是“军队守卫城邑”；这里所谓的军队，是相对于一般群众而言的。与“或”相对应的是“咸”字，是指“全民皆兵守卫城邑”。《说文解字》把它归在“戈”部。“或”字在后来字义引申为“有的人，有的事，有的时候”，这个义项也只见于古文。
“舆”字甲骨文字形是
，本义是“众人用手推车或抬轿”，后来引申为名词“车、轿”和形容词“公众的”等。
“尸”字不是指“尸体”。在《周礼》中有明确的记载，“尸”是指“代替死者受人祭拜的人”，是活人而不是死人，例如成语“尸位素餐”。
这样一来，“师或舆尸”的准确翻译应该为：“守护国家的军队看似精甲锐兵，其实就像高坐在轿子上着接受祭祀的尸一样，是毫无用处的傀儡”。
省略句式
古人说话也是用句子表达的，并用多个句子组成完整的篇章；在书面表达上，就出现了与口语很大差异，即大大地进行了省略。省略的原因，无非是书写方式和书写载体保存的困难。
我们知道，在商周时期，文字的书写、记录，采用刀刻甲骨的方法。 使用刀刻书写的方式，书写、保存和阅读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所以这个时期人们的行文一般极其简练，甚至省略了大部分我们现在认为是必需的内容。这些困难和不便是普遍的现象，所以形成了约定俗成的省略句式，当时人们阅读并无大碍。这种情况就像当今的网络语言一样，熟悉网络语言的年轻人之间沟通起来心领神会易经原文是什么字体，不熟悉的人就被弄得一头雾水。所以，我们在翻译《易经》时，要根据上下文的意思易经原文是什么字体《易经》是神秘难懂的，它神秘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来自难懂，对省略的句子进行补充完善。在这方面，《易传》对我们完整理解本经原意，提供了很好的帮助作用。
我们一般认为，无论怎么省略，一个句子不能没有谓语，但是古人并不见得遵守这些语法规定。很多读者从书店买了一本《易经》，欣欣然回家打开来看，第一卦的第一句卦辞“元亨利贞”，怎么解释都不通，感觉到自己从小学习的古文知识毫无用武之地，古今的注疏参考都觉得不对劲，从此学习《易经》的兴趣大减，以至于束之高阁，再也懒得阅读了。
窃以为，“元亨利贞”是一个整句省略后的保留成分，它不是句子的谓语，而是句子的定语。现代汉语的完整句式，用成分表达依次是：定、主、状、谓、补、定、宾。以此来衡量，“元亨利贞”就是宾语的定语。
把这个句子各个成分补充齐全了，用白话文解释就是这样的：“乾”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对于天地万物就像是君子对于世人一样，这个君子是一个具有“元亨利贞”品质的人啊。
一般地，在《易经》中用自然界的事物来类比人的行为，这里却是相反的做法。总之，比喻是要把抽象的事物用具体的事物、不熟悉的事物用熟悉的事物来对照说明，如此而已。这也就引出了《易经》研读的第三个要点。
比喻修辞
使用比喻、类比的修辞手法，是古代典籍常见的说理方法。李约瑟等学者指责《易经》的缺点就是类比，也就是叙述不够明确详尽。我不知道远古的人们看到他们的指责以后会怎么想。请问，哪一个文明的远古著作不是这样的呢？总览世界古文明经典，《佛经》、《圣经》、《古兰经》，在论述道理时，无不大量使用类比手法。我们所见到的这些经典的成书年代，还要远远地晚于《易经》的成书年代。如果有廉价轻薄的纸张、有无限容量的硬盘，古人多写几个字又何妨呢？再说，把你放进那个时代，你又会怎么做呢？这个道理不再赘述。
其实，搞清楚卦爻辞中的比喻修辞手法，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试举一例加以说明。《中孚卦》卦辞中有“豚鱼”，彖辞中有“信及豚鱼”。对于这一句卦辞、彖辞的解读，古往今来，一直争论不休，我们先看看历代著名学者的注解。
王弼注：“鱼者，虫之隐微者也；豚者，兽之微贱者也。争竞之道不兴，中信之德淳著，则虽隐微之物，信皆及之。” 孔颖达曰：“信发于中，谓之中孚。鱼者，虫之幽隐；豚者，兽之微贱。人主内有诚信，则虽微隐之物，信皆及矣”。程颐曰：“豚躁，鱼冥，物之难感者也。孚信能感于豚鱼，则无不至矣，所以吉也”。
三位大家的解读看似一致，实际上略有不同。王弼注重信及微贱，程颐注重信及躁冥，孔颖达则是发挥出“人主”的英明伟大，孔颖达感激唐太宗的知遇之恩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这样见缝插针的拍马屁恐怕不妥。
豚，是经过驯化的、给人们提供肉食供应的猪；豚和豕的区别是：豕是野生的猪。有畜牧业经验的人就会知道，在六畜中，猪、狗、鸡是杂食动物，比较容易饲养；猪的繁殖力很强，体型大，出肉率高。综合比较，养猪的产出率是最高的。在今天的肉食市场，猪肉的价格依然是远远低于其六畜肉的价格，就是因为养猪产出率高。古人所谓的六畜，是六种最常见的养殖的家畜的合称，即：牛、猪、羊、马、狗、鸡。
鱼是冷血动物，在生长过程中，用于维持体温而消耗的热量只有温血动物的二十分之一，所以计算投入的饲料数量和产出的肉食数量，养鱼的投入产出率比养猪的投入产出率更高。
所谓信，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可预期的满意回馈。“豚鱼”所谓的信，就是生膘长肉不辜负养殖人的心力，能够给予养殖人满意的回报。豚鱼是依靠生物本能达到了人们所谓的信。如果把这个比喻的修辞手法理解成直接说理，就成了人与动物的思想交流互动，即“豚鱼”具有了某种道德的感知、良心的发现，这显然是荒谬的。
最后，我们再举一个例子，综合说明一下这三把钥匙的使用。
《解卦·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首先，把爻辞补充完善，原文应该是：“公用射（用）隼于高墉之上（对付悖逆者），获之，无不利”，加进了省略掉的一个“用”字和用射用隼的对象——悖逆者。
有人把“射隼”看作一个双音词，显然是不符合古汉语常识的。而且，“隼”字的金文古鈢字形是
，从字形上看，上面是隹
，下面是又字的变形
，显然是指“经过驯养的、停落在猎人手臂上的鹰”。
这句爻辞使用的类比手法是：“高”是城楼，指王公眼光长远无碍；“墉”是垛墙，指广泛支持、保护的群众；“用射”是说王公自身具有卓越的能力；“用隼”是指王公拥有盟友的鼎力帮助。整个句子显然是用“高瞻、簇拥、架鹰、射箭”这个类似狩猎的样子，比喻王公平息悖逆的情形。
我们所见到的对于这句爻辞的翻译，还有一个常见的问题，那就是随意忽视文字的存在，“用射隼”被翻译成“射隼”，竟然比原文还简单，“用”字纯粹多余了。如果爻辞本义真的要表达的是“王公用箭去射落在高墙上的鹰”，那么爻辞就应该是“公射高墉之鹰”，只需要六个字，一下子省掉了3个字，而且行文更加清楚明白。
《易经》本经总共不过五千言，字字有其特定的意义，绝对不可能有多余的字存在，在翻译时随意忽视字词是极不严谨和很不妥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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