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佛三家思想与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系列讲座圆满结束

2024-04-15 15:02:15　　人看过

2016年3月22日晚，林安梧教授“儒道佛三家思想与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文明”系列讲座的第十讲《迎接新文明轴心年代之来临——从“文明的冲突”到“文明的对话”》在山东大学知新楼A座2116教室顺利开讲。至此，该系列讲座圆满结束。

倾听《论语》《孟子》，一念警恻，体贴得儒家的“自觉”，在此“自觉”中，人进到世界中，担起来，说“我儒道佛三家思想与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系列讲座圆满结束，就在这里”；倾听《老子》《庄子》，致虚守静，体贴得道家的“自然”，在此“自然”中，人在天地间，看开了，说“我，归返天地”；倾听《金刚经》《六祖坛经》，万尘俱落，体贴得佛教的自在”，在此“自在”中，人在宇宙间，放下了，说“我，当下空无”。（《儒道佛三家思想与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序言》）

在我生命中，一直认为水浒好汉，也不离圣贤。他们都信奉天理，直契本心，都不离“孝、悌、慈”这三个字，而这三个字正是中国文明永生的奥秘。我总觉得现代的学者，落在学术体制里，条条框框太多了，于生命的真实多有不契，往往就只是将学术作为职业而已，这与我理想中的志业，相隔远矣！我总以为学术训练本须严格，但更重要的是不离生活世界，不离历史社会总体，不离家国天下；面对过度的科层体制的框限，多少要有一点水泊梁山、水浒好汉的精神，突破格局，开启新猷。（《儒道佛三家思想与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序言》）

从“存在的觉知”，到“概念的反思”，到“理论的建构”，又从所阅读到的“理论的建构”，回到“概念的反思”，进一步回溯到“存在的觉知”，如此往复循环，相互验察。这样的学问，才能既接地气，又通天道。有着宽广厚实的具体生长，有着高明而普遍的理想追求，两两相应，通天接地，人者居于其中，生长之、贯通之，其学乃可成也，其道乃可通也。（《儒道佛三家思想与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序言》）

三教所重，儒家在“主体的自觉”易学人格学符号含义，道家在“天地的自然”，佛教在“当下的自在”；三教之观法，儒家重在‘观生”，道家重在“观复”，佛家重在“观空”；三教之工夫，儒家主“敬而无妄”，道家主“静为躁君”，佛家主“净而无染”。儒家重在承担，强调“我，就在这里”；道家重在归复，强调“我，归返天地”；佛家重在解脱，强调“我，当下空无”。（《儒道佛三家思想与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序言》）

我常觉得哲学源于你生活世界中的“存在的觉知”，经由“概念的反思”，再上升到“理论的建构”。这个过程需要丰富的知识系统，所以需要“典籍的教养”。（《儒道佛三家思想与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第一讲》）

我常提到做学问的“五证”，即历史的考证、典籍的佐证、科学的验证、逻辑的辩证、心性的体证，这五者相互交融才能产生一定的辩证。所以，新出土的文献看上去比较古老未必就一定古老。（《儒道佛三家思想与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第一讲》）

我们在做考证和对比时，思想起了一定的作用。当然，只有思想是不行的，文献是必要的依据。文献需要经验作基础，经验即是你的日常生活经验。（《儒道佛三家思想与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第一讲》）

我们（华人）的视觉习惯和洋人的视觉习惯不一样，我们一到十字路口就是眼观四方、耳听八门的，而他看到前面的红灯就停下来了，当红灯变成绿灯时他才开始行动。符号、指令和实践行动是作为我们的一个参考架构，而不是作为一个唯一的指令。或者可以说，我们与这些符号指令是一个交互的关系，并且进到存在的情境觉知中，而不是由符号指令而来的对象化、强控制的决定。（《儒道佛三家思想与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第一讲》）

儒道佛三家思想与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系列讲座圆满结束

林安梧教授“儒道佛三家思想与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文明”系列讲座第十讲现场

儒教当然是宗教，但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一神论（）的宗教。儒教的教义是孝悌忠信、仁义礼智；教典是“四书五经”；教主是周公、孔子；教团是以士君子自居的、发散性的教团，他们不必登记，也不用受洗；崇拜的对象是敬天法祖。所以，儒教不是一个“信靠的宗教”，而是一个“觉性的宗教”，意在唤起我们内在的觉醒，而一神论的宗教则是要求信徒臣服最高的绝对者，即唯一的人格神。（《儒道佛三家思想与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第一讲》）

我们也有圣诞节，9月28日是孔子圣诞。我们有《圣经》，“四书五经”就是《圣经》。但是像“圣经”这个名字现在居然给了基督宗教的Bible，“圣诞”给了耶诞，甚至全世界的纪元都是以耶稣纪元。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文化的欧美中心主义、基督宗教中心主义在世界上已经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结果。（《儒道佛三家思想与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第一讲》）

1949年是人类文明所少有的一年，是整个中国文明最独特的一年，也是历史之神、历史之道对于台湾人最大报偿的一年。（《儒道佛三家思想与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第一讲》）

我们今天谈东西文明要有一个宏观的对比，在对比的时候要等价、平和地看待双方。……在研究东西文明时，我们不能说本质上的区别是什么，但可以通过“理念类型”的方法从总体上说它偏向哪边，它可能是什么，从而更深层地理解它，但不能够一直延伸出去而得出武断的结论。（《儒道佛三家思想与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第一讲》）

西方一神论的宗教是信靠的宗教，是强控制的宗教，而儒道佛三教是觉性的宗教，是弱控制的宗教。强控制强调法律、诫命、戒律，而弱控制强调道理、情义。基督教讲博爱，你要爱你的上帝，同时要用一样的方式去爱你的邻人，而我们讲仁爱，仁爱是“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儒道佛三家思想与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第一讲》）

西方是神人、物我、人己分而为二的，分而为二必须有第三者作为连接。神人分而为二中间有一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来连接，后来教会成为其代表。物我分而为二中间有话语概念的连接，作为主体对客体的掌握。我们是物我通而为一，以气来感通。人己分而为二需要有契约、法律来连接。人己通而为一，经由“一体之仁”通而为一。（《儒道佛三家思想与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第一讲》）

受到张（光直）、杜（维明）两位先生的启发，我将“存有的连续观”和“存有的断裂观”做了一个对比。“存有的连续观”强调神人、物我、人己合而为一，“存有的断裂观”强调神人、物我、人己分而为二。神人的关系以希伯来的宗教传统做示例，物我的关系以希腊哲学做示例，人己的关系以罗马的法律做示例。西方文明正由这三大支构成，正好将神人、物我、人己最重要的关系显示出来，将西方文明的断裂、缝合展示出来。（《儒道佛三家思想与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第一讲》）

我们谈话语，谈话语之前的无言，强调入于无言之境，回到存在本身。（《儒道佛三家思想与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第一讲》）

我们的文字，目前为止，几大文明里仍然活生生的还具有自己文字系统的只有中华文明。依据许慎的《说文解字》，汉字有所谓的“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总的来说是图像性的文字。图像性的文字通过图像表示其意义，人们可以从图像的直觉中体会到文字的意义。所以，我常说汉字是人类文明最辉煌的财富。（《儒道佛三家思想与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第一讲》）

中华民族是多元的语言、种族、宗教、文明构成的一个整体，最具有包容性。如果说中国失去了包容性，那必是两千年的帝王专制、父权高压、男性中心累积之后，又因为种种因素造成的。（《儒道佛三家思想与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第一讲》）

一个地方的哲学和地域、经济、生长方式都有密切的关系，而不是本质如何。（《儒道佛三家思想与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第一讲》）

依照《乡土中国》一书，我做了一个中西文化对比。中国传统是波纹型的格局，好像一个石头投入水潭，波纹一波一波放大；西方传统是捆材型的格局，每一个个人像一个木料，有法律把它捆起来。波纹型格局是弱控制系统，捆材型格局是强控制系统。进一步说，波纹型的格局是差序格局，捆材型格局是团体格局。（《儒道佛三家思想与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第一讲》）

在21世纪，人们需要重新思考，如果人类文化圈中有更多“天下”的概念，可能人类族群之间会有更多共生、共长、共存、共荣的关系。（《儒道佛三家思想与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第一讲》）

我认为中国传统强调内在根源性，而西方传统强调外在超越性。中国传统强调宇宙造化通而为一回到总体的源头，所以我们有道论的传统。（《儒道佛三家思想与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第一讲》）

中国传统认为，人们的价值和存在合而为一，存在的律动隐含着价值的意含。主体和客体通而为一，只有主体的对象化活动才使得客体成为一个被决定的定象，而客体成为被决定的定象的过程，是人们话语的论定过程。话语的论定过程才使得它成为一个对象物，但这个对象物不是存在物本身。（《儒道佛三家思想与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第一讲》）

中国哲学注重人们参与到总体中去展开参赞活动，在活动中开启一个新的可能。所以，我们不是把一个东西作为对象物去掌握，而是去参与它并演示出来。看昆曲《游园惊梦》，演员在空荡荡的舞台演了两三个小时，演完后观众都叫好说这个园子可真美。洋人不理解，认为空荡荡的舞台很抽象，其实园子是演员演出来的，而且非常具象。懂京戏的人会看出那个跑龙套的人是个生手，因为那个地方有个门槛应该跨过去，他怎么就这样走过去而没有跌倒。这就是我们的哲学，我们的思考。我们的感受能力特别强，因为我们存在的情境是心灵参与其中的。这个部分是我们今天恢复中国文化时需要去留意的。（《儒道佛三家思想与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第一讲》）

中国哲学认为天地万有一切通而为一易学人格学符号含义，不会因为主体的对象化活动而往上超越，超越出绝对的、唯一的人格神。我们最古老的神话，乃至周边各族神话，基本上都是同一个类型的，讲宇宙最初像一个大鸡蛋，或者说是从一个总体的源头裂解开来、生发开来。宇宙是氤氲造化，万有一切是氤氲造化而成的，人是得天地阴阳五行之秀气而最灵者。人有男有女，是阴阳和合而为一的，阳气重者为男，阴气重者为女。（《儒道佛三家思想与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第一讲》）

林安梧著《儒道佛三家思想与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山东人民出版社）书影

道德是生长，不是控制，也不是强制。中国传统先讲道德仁义礼，再讲法。《道德经》三十八章有言：“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道为根源，德为本性，仁为感通，义为法则，礼为规范。失去了根源就要强调本性，失去了本性就要强调感通，失去了感通就要强调法则，失去了法则就要强调规范。当人们强调规范时，人们的忠信已经薄弱了，祸乱也已经开始了。（《儒道佛三家思想与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第一讲》）

我们的宗教，“宗”为尊主庙之谓也，“教”为养子使作孝也。宗教是祭祀祖先、神灵、天地而形成的教化传统，这不同于。“”原来的含义是神人的再连接，而中国传统认为天人合一。（《儒道佛三家思想与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第一讲》）

我们讲“天地亲君师”，荀子讲“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生命的源头有天地的生命，有血缘的生命，有文化教养的圣贤慧命。我们在恢复中国文化时，应该把“天地亲君师”的牌位立起来作为象征，不是作为膜拜的无上权威，而是作为天地和良知本心的象征。（《儒道佛三家思想与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第一讲》）

西方是绝对威权的强控制系统，而传统中国是宇宙、人我、万物通而为一的弱控制系统，这甚至体现在用餐工具上，中餐用筷子，西餐用叉子。叉子是强控制系统，使用叉子是主体通过一个中介者强力侵入客体而控制客体，筷子是弱控制系统，使用筷子是主体通过一个中介者连接客体，构成整体达到均衡和谐才能举起客体。（《儒道佛三家思想与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第一讲》）

在东西方思维方式中，具体与普遍的关系和抽象与普遍的关系很不相同。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谈具体的普遍性儒道佛三家思想与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系列讲座圆满结束，西方谈抽象的普遍性。虽然汉字是具象的，却能表现普遍抽象的意义，这是中华民族从最具体的存在到一个最抽象的普遍的东西，它是连续的而不是断裂的。我们讲意义的辩证消融而不在于结构的辩证超克。我们讲万有皆具于道之中而不是超越的人格神论。我们谈的是天人、物我、人己的连续合一的关系，而不是神人、物我、人己的断裂关系。我们强调的是生命的默契感通，而不是话语概念的论定。我们注重血缘性的自然联结，不同于西方注重契约性的社会联结。（《儒道佛三家思想与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第一讲》）

西方的水彩风景画和我们的山水水墨画有很大不同。山水水墨画从定点透视的观点来讲是不合物理比例的，因为我们看问题是情景交融，多点透视，所以山水水墨画需要观众进入画中而观画，需要换位体会，感其意味，体其意韵，这样才能看出画之好之所在。（《儒道佛三家思想与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第一讲》）

家庭人伦就是孝、悌、慈，这是中国文明最重要的永生奥秘。孝是对生命根源的追溯和崇敬，是纵向的追溯；慈是顺纵向的追溯而来的继续的延伸；悌是纵贯而来横面的展开。（《儒道佛三家思想与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第一讲》）

中国传统思维是“象在形先”而不是“形在象先”，所以象不被形所拘，名以定形，文以成物，道之所显为象，话语之所论为形。（《儒道佛三家思想与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第一讲》）

我们要好好去理解中国可贵的传统，也要好好理解西方的主流传统。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西方的主流传统在他们自己内部彼此的冲击下，已经产生了很多新的可能，比如存在主义运动、现象学运动，这两大思潮相击相荡对西方主流传统造成巨大的冲击，而慢慢展现新的可能。这些可能进入21世纪后会更加波澜壮阔。东方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对西方来讲或者有比拟之处，或者有超出之处，或者有交谈之处，也会展现更多的可能。这些可能要回到经典中去寻找。（《儒道佛三家思想与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第一讲》）

汉语是活着的，不是作为翻译西方的语文而成为现代语文存在的。你只有体会玩味汉语，才能明其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哲学要回到源头，而不是通过西方哲学来格义。我不是排斥格义，也不是排斥中西哲学的比较，而是强调一定要出现汉语思考，从而产生更多的互动、对话。（《儒道佛三家思想与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第一讲》）

叶秀山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有一次我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去找他，他与我说起，中西比较是必要的，像和面，刚开始手和面是揉在一起的，黏糊糊的，和好以后，手是手，面是面，就清楚了。这是他的比喻易学人格学符号含义，我想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不必担心西方哲学使得中国哲学如何扭曲，只要把中国哲学的意义释放出来，有更多交谈对话，我相信中国哲学以图像性文字所蕴含的力量能使它足够壮大成为一个新品种并且返本开新。儒学也必须如此。（《儒道佛三家思想与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第一讲》）

作者简介

儒道佛三家思想与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系列讲座圆满结束

林安梧，哲学家、宗教学家。台湾大学第一位哲学博士。先后担任台湾慈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台湾清华大学教授暨通识教育中心主任、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慈济大学宗教与人文研究所所长、台湾元亨书院创院院长，山东大学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杰出海外访问学者及儒学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山东大学易学及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台湾元亨书院院长。

师从牟宗三先生，是当代新儒学第三代中极具创造力的思想家。林安梧尤为关注儒学的现代适应性问题，近年来更深研哲学治疗学之可能，曾以普通话及闽南语开讲《四书》《金刚经》《易经》《道德经》等，推动民间书院讲学之风不遗余力！

主要著作有：

《王船山人性史哲学之研究》（东大，1987）

《存有、意识与实践：熊十力体用哲学之诠释与重建》（东大，1993）

《中国近现代思想观念史论》（学生书局，1995）

《当代新儒家哲学史论》（明文书局，1996）

《契约、自由与历史性思惟》（幼狮，1996）

《中国宗教与意义治疗》（明文书局，1996）

《儒学与中国传统社会之哲学省察》（幼狮，1996）

《儒学革命论：后新儒家哲学的问题向度》（学生书局，1997）

《教育哲学讲论》（读册文化，2000）

《人文学方法论﹕诠释的存有学探源》（读册文化，2003）